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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和痼疾是如何形成的读江

发布时间:2019-03-22 14:38:15

读费孝通《江村经济》的一点体会

文/natalieguo 虎嗅友

这本书很早我就见过,主要源于这本书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但是当时无法心平气和的读完,总觉得江村经济这四个字,不足以吸引我,似乎太平实了一些。

然而,从马琳诺夫斯基的引言开始,我就被这本书深深打动。平实的背后有的是扎实的系统性的推论,并且对当时中国有重大意义。我想,如果蒋介石读到这本书的话,按照费先生的意见好好思考一下,或许当初的许多政策与决定大概都会有不同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看当年的费孝通的这本书对我们今天研究的启迪。

这本书一共分为十六个章节,从方方面面讲述了江村的生活原貌,语言虽然平实,但是每读完一章,你都会在脑中浮现出江村这个江南村落的生活图景。如果说历史是为我们平铺的一个纵向折扇,我们需要一点点打开,以不同的点动态的看待活的历史的话,费先生的这本书就像是你踏着单车,绕着一个陌生物慢慢移动,每一分钟都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侧面,每个角度都是那么生动,身临其境,不得不感叹他观察的细致,实在,透彻。

以村落为研究单位是微观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式,就像书里所说的,如果说村落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显微切片的话,那么这个切片要讲大多数细胞包含在内,这才能保证研究的全面,才能作为对整体研究的参考。正如先生所说的:“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方法。”当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就可操作性来说,往往会先考察研究整体的一个局部,局部的选取很有学问,但是局部研究全面之后,整体又并不等于局部之和。从系统论的角度讲,每个研究对象都要放在系统中考察,作为开放的系统,村落作为一个局部研究对象,又不得不在城市,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作一番考察。因此,仅仅是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也不能就村落研究村落,很多层次都要考虑进去,以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在书中,费先生先介绍了调查的区域,即,研究对象。在做研究的时候,不交代研究对象就像一幅没有内容的图画,毫无意义。在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又交代了选择江村的理由,这无疑既本着科学的阐述,回答了why的问题,又满足了读者们的好奇心。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他以家庭为单位做了一些研究,比如农村中的香火问题,溺婴问题,教育与婚姻,家里的儿媳妇,父亲与子女等等。每一个角度的研究,都能深深感觉到文化根植于生活的印记,在世界的每个文化圈中,都是的。

在接下来的他又谈到了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村里的生活问题,如消费,住房,衣着,礼仪,娱乐,职业分化,劳作议程,以及村中的农业,土地的占有问题,和江南特有的蚕丝业。

在此,费先生采用了系统分析法,“目前所作的分析将把影响情况的各种不同力量考虑进去,力量可分成两类: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同时也用了马琳诺夫斯基的三栏分析法。即促使变革的外界力量,变化的情况,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的分析方法有助我们全面的将所有情况考虑其中,并且对于变化的动因和过程,结果都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值得借鉴。“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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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先生的这句话无疑在今天的中国也具有启迪意义。如经济改革了三十年,而政治改革并未跟进所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改革者的主要目的是从技术上改进农村企业,但是对变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各方面的变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会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统完全重新改组为止。”中国的今天需要有这样一批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结合系统方法来分析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中国该向何处去。当我们仅仅引入技术变革而不做相应的组织调整,很可能技术会成为一个负因子,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造成大量妇女失业,农村劳动力闲置。另外,就村民入股这一项,如何保证分配的合理性,如何在保证和理性的同时能让组织良性运作下去,这需要更多的实证分析和系统论证。正如费先生所讲,“在研究社会制度之间的功能关系时,研究变迁的顺序是特别有意义的。”我想,这句话对于改革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都是有启迪的。中国在经济变迁中,人的思维意识在不断改变,中国也在随着世界的步伐向前,然后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改革迟迟不能推进,这无疑会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因此,变迁的顺序是什么,改革的时机又是何时。当改革的时机滞后的时候,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少数人享有,而少数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强有力影响政策制定,推进改革只会步履维艰。当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大部分人只是看到蛋糕被一块块分走,自己是参与做蛋糕的人,却吃不上蛋糕,这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包括我们这代人,受既定的思维影响太深,真心希望每个研究者能够向费老一样,实事求是,悲天悯人。我们的力量也许很小,但是哪怕微弱到让他动一动,也是好的。费老当时他不过也就二十来岁,而二十来岁的我们呢,在做什么?这也需要反思。

“尽管如此,市场强烈影响着生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了各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生产系统对市场的反应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了解这一过程需要进行范围更广的调查研究,单纯从经济方面研究是不够的。”他的这段话应该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纲领。没有一个问题是由一个因子引起的,特别是社会学问题,多数都是非线性的。我们不能一刀切,不能量化,而要两方结合,实证研究与系统分析相结合。

本书的一章写到了中国的土地问题。他提到,中国农村经济萧条的基本原因是手工业的衰落,根本原因是乡村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所谓的基本原因也就是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直接原因的原因。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一要看到引起变化的基本原因,而要结合更高层的系统寻找影响其中的根本问题,由此,才能得出有科学意义的解决方案。方案不是拍板,方案不是直觉,方案是一种科学调查与科学推论的结合。

,书中写道的东西,也是我敬佩的一点,就是先生这两个月的考察所得出的一些对解决中国现状有意义的结论。“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先生为中国提出了这样一些担忧与希望: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费先生所采用的实证分析,系统分析方法,这才传播学的实证研究中也有一定借鉴意义。首先,传播学中的经验学派(拉扎斯菲尔德等)和批判学派(哈贝马斯)往往是把对方看做自己的对立。经验学派认为批判学派只是坐在家里的直觉空想,而批判学派往往认为经验学派将人作为量化实验的对象是荒谬的。在我看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才是研究问题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江村经济》这本功能主义著作,通过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相对完整的实证调查,终得出了解决农村困境的一些方案,恰恰是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所缺失的,这样的社会科学著作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经验学派得出的结论需要以系统的观点加以论证分析,进而提出正确解决方案。而批判学派中所得出的结论,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需要实证分析,采用适当的量化角度加以验证才能作为可靠的理论指导人们的生活。一边倒在今天的科学研究中往往不够客观,正如韦伯所倡导的,我们根本无法看到事实的全部,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为某个事物下一个定义。而多一些角度的观察,总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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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再读江村经济

文/Minjie 书评人

经常有一些朋友让我推荐些书。除了谢谢他们信任,于我,列书单,真的是件很难的差事。每本书都有或多或少的价值和意义,列或不列任何一本书,都得小心取舍一番,又因为读者的背景和期望不同,你很难列出一张针对任何人的书单。再加上,我的学识和阅读有限,实在不想好为人师。就像营销里的Market Segementation,同样是励志,有人喜欢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有人喜欢uker的《个人的管理》,还有人喜欢那个叫卡耐基的男人。不管怎么样,有一本书我都是会推荐的。那本书叫《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末了,我还加上一句,你要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是你的窗户。1.这是一本写于70年多前的书,它经常被人错误的放在农业书籍这一栏,而事实上,这是本人类学的著作,而且和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一样,这是一本博士论文集。然而这本书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文的苦涩乏味。7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共已经慢慢崛起,民国仍然在混乱中探索着三民主义,而日本人已占领东三省,并且觊觎着关内。费孝通刚从清华毕业,作为一个人类学专业的硕士,他知道继续研究或许是对他这个苦难的国家的交代。1935年秋天刚毕业的他拿到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PH.D入学通知书,走之前,他忽然觉得作为人类学家,在出国前进行现场勘察Field Study是必要的。于是那一整年他决定和她妻子,一个叫王同惠的女人一起去广西大瑶山考察。1935年冬天的雪下的特别大,意外发生了,108天的新婚妻子死了,而他也重伤。伤的是肉体,但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对学术的执着,毕竟,这是祭奠亡妻的方式。于是多年以后,每当我们翻开他的著作时,页上总会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感情生活,在25岁时就结束了。1936年的夏天,他收拾好行装,在出国前的两个月考察了开弦村,也就是江村。上海到威尼斯的航程让人烦闷,他在船上无所事事之际,写下了他在江村的所见所闻。26岁的费孝通不知道,这本书将奠定他在学界的地位。而他也将在几十年后因之收到赫胥黎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才辈出,国家危难的时候总有俊杰挺身而出。2.

马林诺夫斯基在评价这本书时说:” 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以复述静止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难以理解的一面,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费孝通自己说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都有其历史的根源。比如八字(52页),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的结果。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第十二章堪称这本书精华的部分,费通过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的,是国际蚕市场的变幻,技术的推动,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动机和手段。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中国的政经疑云,当500强在中国遇到本土化难题时,不妨回到费老的观点,换个角度,从制度和文化来理解这些问题。而任何有志于在中国开创事业的年轻人,更有必要了解这些潜在的因素了。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人们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根本的思维模式仍然有很大的相似处。文化就是这样的奇怪,大部分生活在其中之人都感受不到并且难以叙述,但又不得不顺着它生活,比如我们依然会喜欢男孩、我们会保持父母子女间的亲密感,我们会走亲访友,虽然已经没有了”族”的概念。费在序言的这几句话似乎点出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席卷神舟大地的社会变革:“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出于故意还是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对社会制度要完成一个成功的改变是更加困难了,当以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甚至可能还没有代替它的制度。困难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酒组织的起来的”当然,生涩的翻译又一次影响了人们的阅读的快感。书的,费给出了预言式的论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上。如他所言,又一轮政权的更替,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没有触及。o时代,在说:”百花齐放”,而事实上是”万马齐喑”。自此中国没有社会学、没有心理学、没有人类学,没有了一切”资产阶级”的学科。

事实上大部分社科学者的重要作品都在解放前。我读费老那时候写的《重访江村》,言简意赅,虽然少不了那个时代的文字烙印,但依稀保有着一些批判的精神,他观察,二十多年过去了,江村的生活似乎比二十年前还要糟糕,人民公社并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作用。主要的原因,依然在于乡村经济的制约,公共生产资料的落后,人们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今天我非常激动,在这事件中(学生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在五十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受的冤枉),我完全同情学生–学生正在到处寻找领导–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曾明确地说,我不参加共产党……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不这么想,请看吧,在选举中群众是否支持我。”虽然的十几年,他像很多人一样被塑造成了工具,披着华丽的外衣,做为太平盛世的吉祥物,他是人大副委员长,民主党派副主席,他不再是那个血气的知识分子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应该忏悔的依然在道貌岸然的指指点点,而又有多少人能说自己问心无愧呢。他的学术和他早年的经历足以赢得我的尊重。历史会原谅他。

摘要:给希望了解这本书的人所写的读书笔记

读完了费老的《江村经济》,并一边读书一边记录了一些有见地、或者是值得反复思考的结论,不敢独享。一方面希望拿出来能和大家探讨交流,欢迎大家指正;另一方面也是给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一个了解该书的窗口,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份读书笔记的绝大部分都标注了页码,方便查找,需要说明的是我阅读的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出版的,只是豆瓣上没有找到对应的出版物而已。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部为《江村经济》,下部为《禄村农田》。如果要在二者之间做个比较,那我认为前者更为通俗易懂,数据资料方面也更为后者翔实。后者则是高度精炼,文中的结论更加犀利,不时会让人有拍案叫绝的欲望。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后半部分,还是建议先读前半部分。《江村经济》读书笔记:中国所谓的家,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似乎比夫与妻的关系更重要。家的基本特征是已婚的儿子中往往有一个不离开他们的父母,父母中如有一人亡故,更是如此。农村中,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如果当媳妇的没有能力完成她的职责,夫家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将她遗弃而无需任何赔偿。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确认,姻亲关系才开始有效。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怀孕的妇女被认为处于特殊地位并免除了她各项家务劳动。这是因为人们对性有一种不洁净的意识。(p38)——读书时认为这种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后来回想,农村地区似乎是有,比如孕妇不能进厨房、不能碰炊具之类的习俗,看来的确是认为其不洁净的原因。(当地)挑选(儿媳)时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二是养蚕缫丝的技术。这表明了对一个儿媳妇所要求的两个主要职能,即,能绵续家世及对家中经济有所贡献。(p44)人们相信,人间的姻缘是由月下老人用肉眼看不见的红线绿线牵在一起的。在结婚仪式上也象征性地用红绿绸带来表示这种结合…人类本身无能为力的感觉,引起了这种宗教信仰,并借此减轻现实的压力。(p46)两种不同的“表亲”婚姻:一个女孩子嫁给她父亲的姊妹的儿子,叫做“上山丫头”,“上山”意味着家庭的兴旺。一个女孩子嫁给她母亲的兄弟的儿子,叫做“回乡丫头”,就是一个女孩又回到她的本地,这被认为是对这家不利的。(p49)“小媳妇”制度(即童养媳)是受到轻视的,因为它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产生的,而且通常是贫困的人家才这么做。此外,它使姻亲联系松散,影响亲属结构的正常功能。(p52)每当其他成员从其他来源得到收入时,必须把钱交给家长,他们需要什么时,要求家长去买。这是一种非常集权的经济。但实际上,挣钱的人通常保留他或她的全部或部分收入。…终往往成为冲突的缘由。(p57)若干“家”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较大的地域群体。大群体的形成取决于居住在一个较广区域里的人的共同利益。(p81)使神道高兴或是不去触怒神道的愿望是一种对人们日常行为很重要的控制。标准就看是遵奉还是违犯传统的禁忌。禁忌分三类:类是以敬谷为基础的,第二牵是和有关性的事物都是脏污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类禁忌和尊敬知识相联系。(p82)节俭仅仅为不同生活标准提出了一个上限,当一个人未能达到公认的正常生活标准时,这个上限也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凭藉慷慨相助和尽亲属义务的思想去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使他们的生活标准不至于同公认的标准相差太远。(p96)帐簿只能说明村民依赖外界商品供应的程度,而这种依赖程度并不一定能够表明生活水准。例如在正常情况下,村民不会去买米,因为他们有储备。只有在家庭经济困难,储存的大米已被卖光时,村民才去买米来吃。(p107)对(插秧)这种单调枯燥的工作加点节奏是有益的,为保持这种节奏,农民常常唱着有节奏的歌曲。随之发展而成专门的秧歌。(p131)承认人的力量有限,转而产生了种种巫术,但巫术并不代替科学。它只是用来对付自然灾害的一种手段。它不排除其他手段。科学和巫术同时被用来达到一个现实的目的。(p133)巫术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有一个固定的人,他拥有魔力并负责施展巫术。其次,有一套传统的礼仪来唤起超自然的干预。还有一些神话来维护这种礼仪和巫术师的能力。(p133)对人们的期望来说,土地具有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恐惧、忧虑、期待、安慰以及爱护等感情,使人们和土地间的关系复杂起来了。人们总是不能肯定土地将给人带来些什么。人们利用土地来坚持自己的权利,征服未知世界,并表达成功的喜悦。(p144)土地,那相对的用之不尽的性质使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保障。虽然有坏年景,但土地从不使人们的幻想彻底破灭,因为将来丰收的希望总是存在,并且这种希望是常常能实现的。(p144)虽然不能认为频繁的土地划分就是农田不相邻的起源,但这种划分确实加大了土地的分散程度。…狭窄的地带和分散的地块妨碍了畜力的使用,也妨碍了采用其他集体耕作方式。这是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p153)关于中国农民的开支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看来,农民的开支中严峻的是一种。(p212)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p213)需要说明的是,《江村经济》的附录中包括一篇叫 江村通讯 的文章,里面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概述,重要章节的内容得到总结,并记录了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心得,个人感觉很像是学术论文的前言,只是费老放在了后面而已。不可错过。(p225)以下部分是《禄村农田》的笔记:农田单位的功能基础各地并不一定相同的。江村为亩,湖南为石,路南为驾。因此农作活动中实际面积的知识对农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功能面积,即需同样劳力,或出同样产额,或担负同样税赋等的农田单位。(p327)若经营和劳动是(土地)所有权必具条件,好像我们所谓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即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必直接受耕种技术的限制。…只有一个承认个人可以私有生产资料的农村,同时又允许他可以不事劳动而继续占有这些资料的法律制度下,土地和劳力分配才会向不平均的方向发展。在一种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移民,进入一个人口已稠密的地方,土地已被该地人民占有了的时候,他们没有力量来夺取土地,只能接受佃户或佣工的地位。(p371)快感的憧憬,痛苦的忍受,在这种经济逻辑上一搭配,很容易在时间上把两者愈拉愈远,远过于一个人的寿命,远过于普通常识所能保证的限度,甚至远过于寻常人世可以出现的机会。(p406)在研究禄村村民生计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在资本主义生产经济和计划经济之外创建了一个概念:消遣经济。认为消遣经济消耗的不是物质而是空闲的时间,以致常常为经济学家忽视,却是了解中国农村传统经济必不可少的。(p409)Engel认为食的项目在一家费用中是固执了,这是只就生活费用来说的。若是和生产费用来比较则不然了。在中国农村中住过的人,一定会见到农民在食的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它可能的伸缩性。(p425)农民们因物价上升而减少消费是很明显的,他们减少消费的结果,使他们本来要花钱购买的项目减少,本来用来自给的部分则可以出售于市场。农民生活程度固然因之下降,可是农民收入的货币却因之增加。(p442)经济关系和感情关系有相成亦有相克的时候。靠了感情关系,信用比较靠得住,可是在真的拿不出钱来时,不是伤情,就伤财。(p459)在《禄村农田》中,费孝通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并无一定不变的程度,理由是社会变迁是偶然事件的积累,并不一定有规律可循。(p474)农田传袭的单系性,对于两性社会地位,固然会发生不平等的影响,可是双系性的继承亦有不宜实行的客观条件。彻底的双系性继承是一种空前的试验。(p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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